弱勢者的五年五百億在哪裡？

【文／鍾明倫(台灣師大公領所研究生、北市內湖高中代理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前些日子到公共電視參加「公民眾議院」的電視錄影，討論「五年五百億 打造頂尖大學?！」當天的錄影對於官員及大學校長在節目上的回應，筆者這些日子和私校學生與經濟弱勢的學生進行一些對話後，針對國家史無前例大手筆的教育經費分配有一些批判性的想法，分述如下。

當社會輿論對五年五百億大肆批判的同時，政府官員的政策論證邏輯為，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是政府的特別預算，對於經濟弱勢的學生，政府也有「相當程度」的補助。筆者不禁想問，為了改善結構性教育資源貧困的問題，政府幾十億的教育經費補助夠嗎！更多人想問的是，五年五百億為何不是放在弱勢教育的補助上呢？況且，在弱勢族群中可以拿到補助與資源的，還是其中的少數。當今的教育政策像是冷水煮青蛙一樣，很多學生不知道為何自己會無法脫貧，這樣的結構性壓迫是階級對立與社會分化的始作俑者。當政府宣稱，臺灣是人權立國的國家，但從弱勢族群在受教權上所面臨的窘境，似乎相當諷刺！

臺灣為積極爭取打入世界的舞台，不惜投入大筆的教育經費提升重點大學的競爭力，老師和學生變成製造出一流大學的奴隸，大學教育的理想似乎異化了。進入世界百大之後，到底在百大內的名次可以維持多久？還是只是滿足一個外交弱勢國家在歐美霸權主義脈絡下的虛榮心而已，或是政府拿來當作選舉操弄愚弄百姓的成績單，成就另一種形式的精英主義，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從階級的觀點，追求卓越是哪些學生卓越，哪些學生具有競爭力！拿到補助款的「名」校為何可以取得較多的社會資源，難道是這些學生的父母繳交比較多的裞嗎？顯然不是，因此，這些學校在資源取得的社會正當性是相當不足的。

政府稅收是有限的，也具有排他性，因此，教育經費更該幫助改善弱勢族群的教育品質，而不應該拿來成就文化及社會資本較優勢菁英學生。許多報導與調查針對這些名校學生的家庭背景進行交叉分析，學生多來自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居多，這樣的教育資源的分配根本不符合分配正義的原則。更不客氣的說，這是對於經濟弱勢學生是多重性的壓迫。國家政府有權力要求學校及教師去成就國家進入百大的目標，而卻無力將最多數的資源拿來照顧學校中弱勢學生的需求，這是相當矛盾的政策邏輯！相對的，可能更加速「野雞大學」的出現，促進大學品質M型化的出現。

這些拿到補助的學校似乎每天都對於評鑑結果憂心忡忡，因為結果會影響下年度的補助款，卻忽視了高等教育中學生的未來發展及學術發展的本質，未分配到經費的學校，甚至發動校友與社會賢達人士對政府進行高分貝的吶喊，這種畸形的教育現象彰顯的一句名言：評鑑不是為了改善教育環境，而是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甚於他人。也有人譏笑：大學評鑑是將大學追求真理的神聖的地位越『評』越『賤』。

如果政府要實踐美國政府二十一世紀教育政策的口號：沒有落後的小孩（NO CHILD LEFT BEHIND），更應該將教育資源挹注在弱勢族群、偏遠地區或發展不力的學校上，這才符合分配正義，政策上才能彰顯積極性的關懷，整體教育品質與學生素質才有向上提升的可能性。歐洲幾個令人稱羨的教育成功的國家（如：愛爾蘭、芬蘭等）根本不會在意世界排名的優劣，但是，國家對於整體學生受教的品質卻是相當的重視，特別是後段學習表現相對較差的學生，其教育成功經驗方為臺灣當局應該深思與學習的。

教育當局應思考追求整體教育品質的提升，不是跟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建立的學術規則奔跑，而是反過來關心與聆聽基層教育的聲音，學生需要什麼，老師需要哪些協助，特別是弱勢學生與發展不利學校的聲音與需求。教育不是富人的權利，更不是少數決策者的意識形態，而是所有學生可以接受等質等量的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包括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這才利於國家整體的發展與優質市民社會的建構。唯有臺灣全面性的推動教育公共化，教育經費應該整個社會來承擔，而非個人的投資，如此一來，政府才能徹底解決因貧富不均、城鄉差異所產生的弱勢教育的問題。

讓教育回歸到最自然的本質，教育不是要求人人都要頂尖與卓越，而應是讓每個人在受教的歷程中體會自我存在的價值，並找到貢獻國家社會的有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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